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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我们的行为由最强的欲望所决定，而荀子则认为，欲望乃是人的情性的直接反应，人的行为最终乃由心之所可的能力所决定。

[19]（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三章） 管仲利出一孔等思想理论被中国后世政治家们所继承，并指导他们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有效治理。实施系列组合好政策后，国家有了足够的财政收入，于是齐国实施轻徭薄赋的财税政策，并大规模的减税与免税，在两千六百多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六章）。

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但是，如果一个万乘之国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这就说明社会财富没有被国家和人民所获，而是被大资本所掠夺了。同时，建立其全民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十章）。

因此，这些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为民众争得了利益。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但是，这种孝的要求并非就是不证自明的至上道德。

而对老年人的照顾也不是或主要是其子女的法定义务，父母在有劳动能力期间依法向政府纳税、服兵役等，政府就理应成为老年父母物质层面养老的最主要义务主体。[46]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此概念是与熟人社会相对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而且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37] 苏力：《齐家：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巨变导致诸多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崇拜的正当性失去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32] 据已有文献研究，基督教初始传入中国当在盛唐之初，时称为大秦景教大秦教或景教。它是现代意义上的法，不论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还是社会层面的个人之间，抑或是个人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稳定而规范的制度性规定。

[42] 郑慧生：《商代孝道质疑》，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可见，孝的出现是与财产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密切相关的。[24] 喻中：《孝治的终结与法治的兴起——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切入》，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15年第2期。尽管儒家从未将两者简单等同，但在民间，‘孝、‘顺总联系在一起，流行 ‘孝就是顺的说法。

[21] 夏纪森：《从 大学中庸与论语看儒家的德治观》，载《法治与德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暂未出版），第337页。从精神层面而言，子女对父母是否孝敬，只能来自于子女对父母的真心付出以及父母对其子女所为的真实体验，这些属于主观心理上的感受，无法通过外在的强制来实现。在商代，不孝就被视为大罪，刑三百莫重于不孝，[25]刑兹不赦。因此，如果对孝及孝崇拜不进行审慎而理性的反思，则孝可能会如同利维坦一般，成为吞噬我们当前社会价值的怪兽，成为阻碍我们文明进程和实现中国梦的魔力。

二、本公约缔约各国既确认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应为下列目的，个别采取必要的措施或经由国际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具体的计划在内：（甲）用充分利用科技知识、传播营养原则的知识、和发展或改革土地制度以使天然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等防范，改进粮食的生产、保存及分配方法。[50]然而，如果仅仅是提供一下也可以理解，然而，一如我们所知，法律的生命贵在实施，如果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有效实施而造成民众的普遍违法的话，则不仅此法律规定毫无用处，而且会损失法律的整体权威，更谈不上民众对法律的神圣感和信仰感的培养。

一如我们所知，自董仲舒以来，孝所强调的是晚辈子女对长辈父母的单向度服从。2000年至2010年，1人户数量翻倍，2人户数量增加68%。

如果说基督教是上帝崇拜，佛教是佛崇拜、道教是仙崇拜的话，则从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孝的推崇与依赖可以称为孝崇拜。无论是物质层面的孝还是精神层面的孝，如果过于强调子女对父母愿望的满足，往往会使某些握有公共权力或资源的人通过寻租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孝，这类似于春秋大义所提倡的孝道。苏力曾从法社会学的维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父慈子孝的历史合理性进行了理性化解读和阐释，指出了其通过齐家在维护基层社会组织和秩序方面的功能性作用，他认为，从历史中国的农耕社区看，‘子孝除了是对 ‘父慈的制度化回报外，对于统一的家庭和家族的集体行动也很重要： 就是要服从父/母长辈的教育、指示、训练，听从他们对 ‘家中各类大事的具体安排。2011年郑州市公务员大讲堂则大搞起了孝老爱亲、和谐家庭活动。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在当今社会，从短期的功利视角看，对孝的提倡或许也能够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社会问题，如家庭和睦、老人晚年养老、唤起犯人的道德良知、培养健全未成年人格等，但是，如果从长远看，将家庭关系置于当下社会众多关系之中看，如果对孝过度依赖和崇拜而不对其限度进行理性的反思，往往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家庭社会问题，还可能与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价值追求相悖而陷入更持久的困境和失序中。

（乙）在顾到粮食入口国家和粮食出口国家的问题的情况下，保证世界粮食供应，会按照需要，公平分配。是否生育子女属于子女的私事，父母没有权力去干涉。

由此可知，如果父不慈，仅强调子的单向度尽孝义务并不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关键字：孝  儒家  法  爱 钱继磊，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35] 因气候、地理条件进而形成民族特定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乃至国家社会的体制、机制、道德观念等，此观点较早出现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后来的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都或多或少地论及此观点。‘孝孙指的是能够替代祖父的尸，并供人祭拜。

后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英国后现代社会学家、伦理学家鲍曼进一步明确了陌生人的概念。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下社会在特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关于家庭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与其说通过对所谓传统美德的孝的恢复或倡导加以解决，还不如通过寻求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家庭社会关系纽带来实现。[36]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之间正是通过这种关系相互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张张关系网。即便是与儒家在诸多观念上多存争议的墨家，也认为为人子必孝。

其三，由于子孝从经验上看，包括了赡养父母和听话，仅仅是作为……父亲可以期待自己的‘慈爱有某种回报[38]。就孝而言，则是出孝入刑，通过严刑峻法强制实施。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42] 总而言之，从孝的历史考据看，并非是自古有之、不证自明的，很多孝的经典故事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只是后人建构的结果。可见，此时的忠不再强调君臣的义务上类似对等式契约关系，子孝也不像先秦所提倡的与父慈的对等关系，而是不管父是否慈，子都要无条件地绝对尽孝，即形成了前文所述的唐兰所解读的孝观。

[41]至于孝己也同样是战国及以后的人们的附会之结果。2015年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调查结果则表明，我国当前家庭发展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父母对子女婚姻要求门当户对，要求子女光宗耀祖其实也是使自己对子女的投资尽可能地保值或增值。﹡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化传统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创造性转化研究（17JJD820004）、2017年度山东省法学会课题法治中国背景下新型舆论与法治建设良性互动研究[SLS（2017）C27]、2016年济南大学科研基金重点项目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我国地方立法本土资源研究（16ZD01）的研究成果。

2000年这两类家庭户占全部家庭户的1/4，到2010年已接近40%，共计1.6亿户。[19]孔子在回答季康时，说道：临之以庄，则敬。

就孝字的渊源而言，郑慧生先生查证了商代卜辞后认为，所有‘孝（是否真是‘孝字又另当别论）都是征人方路上的一个地名而已，它们与‘奉先思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当今很多国家，人们到超市消费，在消费单上明确地印有相应的纳税金额，这既是对公民作为国家一员依法纳税的知情权的体现，也是一种公民日后向政府提出各种权利要求的凭证。

因为善事父母的前提一定是先知其父母，这只有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后才可能。或许这也是目前诸多发达国家普遍以社会养老为主的重要原因吧。